这样，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既可大大缓解司法实践中对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理解不一，又可避免诉讼中对其他适格原告的不当排除。

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机关的独立性，不宜与全国人大一同称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1954年，我国在全民普选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基于从法律上保证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理念，通过了1954年宪法。

具体来说，第67条规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有其特殊之处，即该权力的发动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无论将立法视作主权者的命令，或是强调制宪权、主权的最高权力属性，都是在主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某种主权式的终极权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原初定位，无法全面概括其在宪法变迁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身份面相，而简单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界定其宪法地位则更不可取。基于对宪法规范、宪法意图及宪制实践的多方面观察，以上两点理由都难以成立。宪法以此兜底条款创造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调整其常设机关职权的制度渠道，使得全国人大得以在宪法框架下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他职权，以实现必要的功能延伸。

在此背景下，1978年宪法第25条开创性地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的职权。在不涉及重大价值决定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充分自主地发挥其民主代议与协商的功能。因此，行政处罚往往更加注重效能——社会秩序、行政管理秩序的尽快平复，行政处罚的制度安排相对简洁。

孙秋楠：《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第47页。[33]刑法法益指向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重要个人法益或者可以回归到这些个人法益的超个人法益。参见蔡震荣、吕倩茹：《行政罚与刑事罚之界限——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为例》，载《法令月刊》2015年第7期，第40页。他们或者从举证责任的一般原理出发明确提出不应当实行过错推定原则。

第30条、第31条和第33条分别规定了责任能力和责任条件，体现了责任主义的要求，是对人格尊严理念的贯彻。（二）违法性：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的援引及个别化权衡 犯罪论体系中的违法性阶层已通过《刑法》第20条和第21条等予以法定化。

[5]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条第1款仍然沿用违反秩序行为是违法的和应受谴责的、使法律规定的事实构成得到实现并为该法律准予罚款处罚的行为这一规定。应松年、刘莘主编：《行政处罚法理论与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95-96页。例如，《反垄断法》第17条第1款中多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增加了正当理由的反向限定，实践中往往被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违反秩序行为的构成之所以与犯罪构成相同，有学者认为其理由在于行政秩序罚与刑罚皆为国家对于不法行为施以制裁之手段。

[13]如此，执法和司法裁判难免不正义。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紧急避险与犯罪行为紧急避险的前四个要件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刑法、民法和行政法所保护的法益性质不同，最后一个要件的衡量结果会有所区别。以酒驾送急病亲属就医是否构成紧急避险为例，行政法与刑法、民法所作出的认定存在区别。只是在判定各个阶层时，应基于行政处罚的特点，逐个推敲。

而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同样也被归结为法治国原则和惩罚原理的同一性。假设行为人饮酒后回家，发现家人突发疾病，身边无人可驾车送医，而由于居住地偏远，急救车无法及时到达。

关保英主编：《行政处罚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93页。该条款是保护功能的体现，也即强迫立法者逐条审查每个违反秩序行为是否以过失为必备要件，这是一种将原则与例外倒置的立法技术。

当然，本文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的研究是适用性的，而非创制性的。质的区别说、量的区别说和质量区别说是有关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关系的三种主要学说。[20]除此之外，德国违反秩序行为适用阶层论的原因还在于《违反秩序罚法》制定之时，阶层论在德国刑法学界已然是通说，而没有要件论与阶层论的争议。若其行为并非基于自己有意识的主观判断而径行作出，那么该行为是不可谴责的。现行《行政处罚法》将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嵌入第2条和第4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定义条款和处罚法定条款。[17]有学者主张参照要件论。

要件论犯罪构成体系并未对各个要件进行排序，且其本身也不强调排序。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与法益侵害性相契合，必要性原则与刑法补充性相一致，狭义比例原则体现的法益衡量是法益保护原则的内容。若将主观构成要件置于构成要件该当性中进行考量，主客观要素混于一体，易陷入困扰。

袁曙宏：《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有学者持客观归责的观点，主张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要件是微不足道的。

[22]有学者主张四阶层说，即除了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外，还需增加决定裁量判断阶层。[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李世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5-56页。现行《行政处罚法》修改之前，并无有关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的条款，也无过错原则和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规定。[38] 第二，以过失作为原则、故意作为例外，符合行政处罚的目的。

[14]在苏州鼎盛食品有限公司与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工商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中，二审法院为了矫正该种不正义，将无过错作为量罚要素进行考虑，并依据过罚相当原则，将原行政处罚决定予以变更。[27]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2-63页。

从域内外行政处罚实践来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多基于过失。只是如何参照，也即参照何种犯罪论体系，具体要点如何考量，尚需进一步讨论。

相较于之前的不问过错，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最为主要的理由在于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条1款明确规定了阶层论，也即违反秩序行为之构成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之构成要件（TatbestandsmaBigkeit）、具有违法性（Rechtswidrigkeit）和可非难性（Vorwerfbarkeit）。

廖义男主编：《行政罚法》，元照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当然，不以危害结果为必要并不意味着进行主观归责，也不会导致行政处罚权的失控。第三，责任主义是人格尊严在刑法中的体现。然而，从域内外理论和实践来看，以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的关系作为参照犯罪论体系与否的理据存在诸多疑问。

最新形成共识的犯罪论体系逐步抛弃了要件论，转向构成要素更为充分、逻辑关系更为清晰的阶层论，这是对人权保障理念更为彻底的贯彻，亦是对刑事司法规律更为深入的探寻。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意义则在于厘清可罚行为的构成要件。

参见黄锫：《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的法理构造》，载《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第54-56页。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条第1款虽然仿效了犯罪构成，但是立法者为了将之与刑法概念区分，采用了不同概念。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必须符合规则之治的基本要求，受到体现国家与人民根本意志的实定刑法的严格规训与有效约束，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具体化。第三，符合当前处罚规范现状。